保山有5個縣，99個鄉(xiāng)，每一個鄉(xiāng)都留下了楊善洲的腳印。龍陵縣木城鄉(xiāng)地處中緬邊境，不通公路，是最遠的一個鄉(xiāng)，很少有領導去。楊善洲上任不久，便徒步4天，進了木城鄉(xiāng)。

　　在一間破舊的茅舍前，一位農民把他引進屋。一張用竹竿捆扎的床，一張草席，火塘旁放著一只破瓦罐，楊善洲把手伸進瓦罐，抓出一把干癟的包谷。他走到那位農民面前：“老鄉(xiāng)，對不起，我沒有當好這個地委書記……”

　　當夜，楊善洲召開鄉(xiāng)干部會議，他說：“我得先做檢討，你們這里的山是荒著的，地是閑著的，人的肚子是癟著的，袋子里是空著的，我沒盡到責任。我們要立即行動起來，幫助父老姐妹鏟除貧窮的根子，讓他們都過上幸福的日子！”

　　第二天，他從木城出發(fā)，又徒步3天，跑遍了周圍的幾個鄉(xiāng)，十幾天后，保山地委做出了改變邊境貧困鄉(xiāng)村面貌的實施方案。

　　楊善洲常對地委一班人說：“我們干工作不是做給上級看的，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，只要還有貧困和落后，我們就應該一天也不安寧！”

　　不安寧，成為楊善洲燒在心頭的一把火，為了群眾能過上好日子，他一刻也不安寧。

　　“一人種三畝，三畝不夠吃。”這是早年流傳在保山地區(qū)的順口溜。由于保山地區(qū)山區(qū)面積占91.79％，土壤貧瘠、種植方式落后、農田水利設施薄弱，農業(yè)產量在解放初期很低。

　　楊善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：“我們是黨的干部，如果老百姓餓肚子，我們就失職了！”

　　他專門在保場鄉(xiāng)種了半畝粳稻試驗田，試驗“三岔九壟”插秧法。一畝地可以提高產量三四百斤。為讓群眾熟練掌握這一種植技術，他常年跑田間地頭，親自示范推廣。

　　1982年的插秧季節(jié)，龍陵縣平達鄉(xiāng)河尾村的幾個農民正在地里忙活。

　　一個農民打扮的老者走了過來：“你們插秧的方法不對，村干部沒跟你們講‘三岔九壟’插秧法嗎？”

　　農民們以為他是路過的農民，沒好氣地答：“你會栽你來栽嘛！”

　　楊善洲二話不說，卷起褲腳就下了田，一邊講一邊示范。插秧是倒著插，越往后插得越快，農民們驚奇地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快他就跑到最后去了。

　　直到現(xiàn)在，保山當?shù)厝罕姴逖磉�用這個“三岔九壟”。他還種了“坡地改梯田”、“改條田”、改秈稻為粳稻等各種試驗田。1978年至1981年，保山的水稻單產在全省一直排第一，1980年，全國農業(yè)會議在保山召開，保山獲得“滇西糧倉”的美譽，楊善洲則被人們稱作“糧書記”。

　　毋庸回避，楊善洲也不是事事都看得準。他也承認自己在某些問題的認識上落后于農村改革的實踐。但當他一旦了解到群眾的意愿，便會義無反顧地為之奮斗。

　　一輩子的精神品格，用手中權力老老實實為人民辦事

　　1985年，保山地委建辦公大樓，第一層已經(jīng)建起，這時，昌寧金華鄉(xiāng)發(fā)生水災。楊善洲立即趕往災區(qū)，看到老百姓受災嚴重，十分難過，回到保山，命令辦公大樓在建項目馬上停工，把資金拿來救災。有人想不通，認為可以從其他地方調動資金。楊善洲激動地說：“如果眼看著人民群眾在受苦，我們卻安逸地坐在這么富麗堂皇的大樓里，悠閑地辦公，你不覺得有愧嗎？”

　　在楊善洲的心里，對人民群眾永遠懷著一種謙卑與敬重，他們真正是主人，他是公仆。

　　公仆如牛。楊善洲說：“我就要俯首甘為孺子牛！”

　　他下鄉(xiāng)，總像一個三人戰(zhàn)斗小組，司機、秘書，一輛212吉普，其他隨員一個不要。上路，直奔田頭。

　　碰上飯點，老百姓吃什么，他吃什么，吃完結賬，絕無例外。

　　有一次，在龍陵縣調研，結束時，三人在縣委食堂吃了一頓飯，一碗白菜，一碗蒜苗，一碗酸菜炒肉，外加一碗蘿卜湯，一共6.5元。秘書去結賬，縣委書記推辭：“菜很簡單，我用我的伙食費去沖抵就行了。”

　　回保山路上，楊善洲突然問起吃飯是否結賬，秘書如實相告。

　　“停車，你立刻搭班車回去結賬！”他的口氣不容商量。

　　秘書只好下車，攔了一輛公共汽車，回去結了那6.5元的伙食費，可他在路上來回的車票、住宿卻花了33.5元。他一路都在想，這就好像用一只雞去換一只雞蛋。